杨善洲，男，汉族，1927年1月4日生，云南省施甸县姚关镇陡坡村人，2010 年 10月10日因病去世，享年84 岁。
杨善洲同志1951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原保山县施甸区工委副书记，保山县委副书记、书记，原保山地委副书记。1977年3月至1988年5月任中共保山地委书记，1988年3月退休。杨善洲同志是中共云南省委第二、第三、第四届省委委员，云南省第五届、第六届人大代表及第六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杨善洲同志生前多次受到表彰奖励，曾先后被评为省、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全国老有所为先进个人，被授予“全国十大绿化标兵提名奖”、“环境保护杰出贡献奖”、“中华环境奖提名奖”等荣誉称号。
杨善洲同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奋斗一生。从地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把“家”搬到大亮山，艰苦创业，长年累月扎根大亮山，带领群众植树造林兴办林场，一干便是20多个春秋，用他60岁以后的生命铸就了一个绿色家园。
杨善洲同志六十年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一辈子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辈子淡泊名利、地位，一辈子公而忘私、廉洁奉公。他恪守信念，一心为民，忘我工作，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始终如一地践行了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始终如一地发挥了老有所为的奉献精神。杨善洲同志是老干部中突出的优秀共产党员，是“创先争优”的突出典型，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用晚年22个春秋兑现造福家乡群众的承诺
1988年4月，60岁的杨善洲同志光荣退休。时任省委书记的普朝柱同志代表省委找他谈话，让他搬到昆明居住，并说还可以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一段时间，杨善洲同志婉言谢绝了：“我要回家乡施甸种树，为家乡百姓造一片绿洲。”
当地人都知道大亮山土地贫瘠，根本不是树木成活的地方。亲朋好友多次劝他，要种树就在保山城区附近种。可杨善洲同志说：“我是在兑现许给家乡老百姓的承诺，在党政机关工作多年，因工作关系没有时间回去照顾家乡父老，家乡人找过我多次，叫我帮他们办点事我都没有答应，但我答应退休以后帮乡亲们办一两件有益的事，许下的诺言就要兑现。至于具体做什么，经过考察我认为还是为后代人造林绿化荒山比较实在，这既对全县有利，也对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有利。”
大亮山位于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城东南约50公里，海拔在1800—2618.8米，平均海拔2209.4米。杨善洲的家乡就在大亮山脚下的姚关镇陡坡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当地农民缺衣少粮，就开始大规模的毁林开荒，大量的森林在大刀和斧头的肆虐下，倒在地上，继而又被大火焚烧，就这样刀耕火种，原本翠绿的大亮山山光水枯，荒凉空旷，生态遭到极大破坏，山石裸露，山间溪流逐年减少乃至枯竭，当地农民饮水大多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人挑马驮，周边十几个村也陷入了“一人种三亩，三亩吃不饱”的困难境地。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农民只有进一步开荒扩大耕种面积，恶性循环导致了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1988年，山林已承包到户，怎么办林场？深思熟虑之后，杨善洲创造性地提出“国社合作”建场的方案。得到了县委、县政府和周边群众的一致赞同，为创办大亮山林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年3月3日，他来到了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把周围的群众代表找来，召开现场大会，决定成立施甸县大亮山国社联营林场。成立大会上，杨善洲开宗明义，道出了创办大亮山林场的目的。他说：“办大亮山林场，是我多年的愿望。大亮山东面有旧城糖厂，西面有酒房乡供销社茶厂，两个厂都需要烧柴。但大亮山的林木多年来毁坏厉害，只砍不种，长期下去就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到子孙后代的生存。所以我们要把大亮山的林木培植起来，恢复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过去我当地委书记时没时间来种树，现在我成为寻常百姓了，有时间种树了，我就和大家一道上山种树。”
在会上研究确定了，对现有林木、林场与林区村社按2比8的比例进行利益分配，而林场成立后造的林按8比2的比例进行利益分配，并成立了大亮山造林指挥部，杨善洲亲自担任指挥长。当晚，他们在用树枝围起的简易帐篷里，围着火塘召开了第一次造林会议。会议明确分工，一组搞好宣传动员，做好和群众签订合同工作，一组整墒，一组育苗，要抢在5、6月份雨季来临前育下能种万亩以上的树苗。
杨善洲一方面安排人按照原先的规划，在林区内挖塘、建苗圃，另一方面又带着人在大亮山搞调查研究。进一步摸清大亮山的底，他盘算着种什么树种、怎样种。一共在山上转了12天，把能造林的地方都走遍了。回来后，他把人分成苗圃组、运输组，并确定要种一万亩速生松树林，建20亩苗圃，以后平均每年要种一万亩以上。到1988年底，大亮山林场造林1.2万亩，超过原计划数两千多亩。
大面积造林，苗木很紧缺，大家常常看到杨善洲经常风尘仆仆地穿梭于有苗木的各州县，德宏、芒市、昌宁、腾冲、龙陵。一次，他打听到龙陵有树苗，就赶到龙陵，到了龙陵树苗已经卖完了，听说昌宁可能有，他又赶到昌宁。那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买到树苗后连夜赶回，到了摆田后(当时公路只通到摆田)，他叫上孙子连夜赶马驮苗上山。当他们把树苗驮到大亮山时，已经是夜里三点钟了，林场的职工看到满身泥水的爷孙俩都傻了，杨善洲却轻松的说：“明天就可以栽树了，这树苗多耽搁一天就会影响成活率。”
有一次，杨善洲和自学洪各戴一顶大笠帽，提着塑料口袋，跑到施甸县城的水果摊旁，把人们吃剩扔下的桃子、杏子的核一一捡起来带回山上，作为果苗种子。当杨善洲在大街上拎着塑料袋捡果核时，恰巧碰上他的一位老部下。那位老部下说：“老书记，你怎么会跑到大街上捡果核？”杨善洲很坦然地说：“来街上捡点果核去育苗，节约开支嘛。”说着，连跟他一起捡果核的自学洪都忍不住掉下眼泪。
1999年11月，在给树木修枝时，杨善洲不幸被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他说：“当时我心急啊，觉得我恐怕再也上不了大亮山，看不到亲手栽起来的森林了。”还好，恢复得不错，半年后他又执意上到了的大亮山，但是，他再也离不开拐杖了。
为了搞好多种经营，林场办起了茶叶基地，但在这时，发生了一场鼠患，老鼠仅几夜之间就把三分之二的茶树都啃死了，人们辛勤多年的茶园毁于一夜。面对挫折，有的人畏缩了，但杨善洲却没有被困难压垮。他鼓励大家，茶园毁了可以重新种植，人的精神面貌垮了，一时是振作不起来的。他要职工振奋精神，重新与大自然搏斗。初建林场的3年，他们好不容易种活了将近三万亩华山松，但将近400多亩松树被一种叫紫荆泽兰的有害植物侵扰死了，杨善洲又鼓励职工不要泄气，振奋精神重新再干。在他的鼓舞下，林场职工始终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
如今，干涸了多年的溪谷有了泉水，大亮山的生态修复了，使一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得到保存。现在，该林场珍稀动物有豹子、凤头鸟、野鸡等，植物有桫椤、银杉、楠木、白杏、雪松等。山石裸露的现象消失了，周边居民靠山、吃山、用山、爱山、养山、护山，光是修枝打杈就能够解决烧柴问题，而且大力发展“林下产业”，通过合理采收菌子销往山外，钱袋子鼓起了，实现了不砍树也能致富，丰衣足食，名副其实使当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丰收。林场解决了8个行政村的生产生活用电的问题、6个行政村的公路交通问题、4个行政村3000户10000多人畜饮水问题。村民人均产粮由原来的100公斤提高到450公斤，临界周边4个贫困村100多户贫困户开始脱贫致富。
雷打树村以前很贫穷，从林场的树成活的第三年起，杨善洲允许村民进山割草垫圈，农家肥增多了，粮食产量也上去了。1990年，林场的路通了以后，当地农民就以卖菜为生，收入提高了好几倍。芭蕉林村是一个汉彝族杂居的村子，原来路没有通之前，村民卖柴火只有用双肩挑到姚关街上去，路通了以后，村民们到姚关卖柴就容易多了，杨善洲也帮助他们，给他们通了电，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了。一些老农兴奋地说：“前几年这里要么大旱，要么山洪暴发，搞得地里颗粒无收。这几年树多了，山绿了，结果风调雨顺起来了，即使下暴雨，冲田毁地的事也少了。”摆田村绿厂子原先也是一个很穷的地方，杨善洲利用林场实施抚育间伐工程,把间伐的剩余物交给村里出卖，用卖的钱买电线电杆给村子里通了电。村民们从电视上学了许多科技知识，他们把科学技术用到种烤烟上，种出的烤烟都卖了好价钱，全村家家修了新房子。杨梅寨水平社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有110多户人家，他们做梦都想用上电，杨善洲得知消息后多方筹集了84000元，给村子里接上了电，同时也解决了他们稻田的灌溉难问题。大地山村村民以前磨面要到酒房或者摆田去，来回得花三天时间。电通了以后，村子里安起了小钢磨，多数人家有了电视机，多半家庭修了新房子。人均收入从原先的不到100元增加到1400多元。原先的光棍村变成了姑娘们争着嫁的地方，儿童入学率也达到了100%。
2010年春夏，持续半年多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方群众生产生活异常困难，大亮山附近群众家里的水管却依然有清甜的泉水流出。村民们感慨地说“多亏了老书记啊，要不是他，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信念坚定践行宗旨，60年坚守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杨善洲同志六十年如一日，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牢记党的宗旨，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他曾说：“我1952年入党，其实当时自己没想到入党，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是组织上看我表现不错，把我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随着思想觉悟的提高，越来越觉得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远大目标是使整个中华民族富裕起来，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入党后，我很快找到了人生方向和奋斗目标。”
杨善洲同志30岁担任县级领导，39岁担任地委副书记，50岁担任地委书记，他在地方党委部门工作的40多年间，牢记党的宗旨，保持平民干部本色，带草帽，穿草鞋，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草帽书记”。有一次，杨善洲同志下乡，到乡政府打听乡领导在不在。乡秘书看他的模样，以为是农民，便打发说领导不在，杨善洲不急不恼，自己进村转悠了解情况，最后才叫来乡干部，安排具体工作。在当地委书记期间，他走遍了全市的村社。龙陵县木城乡地处中缅边境，不通公路，他绕道潞西，花四天时间到达木城，带领干部群众指导经济发展。原来跟着他的秘书说：“当老书记的秘书要苦得起、累得起，没有节假日，也不能有不会干的事。”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他在报场镇种了半亩粳稻实验田，用“三岔九垄”式插秧，亩产量提高三四百斤，广泛推广后，现在当地群众还采用“三岔九垄”式插秧。他还实施了“坡地改梯田”、“条田”改造，还种了茶叶、包谷等实验田，效果很好，被群众称为“粮书记”。。198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考察，因提前抵达，地委的同志迅速到板桥公社去通知地委书记杨善洲，到了公社才发现，他正在田里头和农民一起劳动，听到工作人员的喊声，他才回过神来，赶紧拔腿往回跑。耀邦同志听说后，感叹说像杨善洲这么朴实的地委书记还真不多见。
1988年，当时驻板桥汉庄的地委工作组接到板桥镇宗家山村杨春兰老人的申诉。老人去卖猪，半路上被人截住，一口咬定是老人偷了他的猪，并扯着老人来到了地委工作组要求主持公道。工作组负责处理此事的人轻信了对方的话，责令杨春兰老人立即将猪还给对方，并罚款80元。老人含冤叫屈告到了工作组。杨善洲得知此事后，马上责成工作组与地委信访办公室的干部进行调查核实，他说：“我们处理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马虎行事，不能伤了群众的心。”后经调查核实，原来杨春兰所卖的猪是别人偷了转卖给他的，他自己毫不知情，工作组还给他了一个名誉上的清白。
杨善洲同志在下乡途中，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种包谷就种包谷，在干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他的足迹遍布保山的村村寨寨，为改变保山地区的面貌，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为他经常拿出自己的钱来，帮助农村生产队购买良种、肥料、牲畜等。一次，听说保山县大官市大队成立了一个茶叶专业组，没有生产基金，到处借钱，马上给送去了八百元。有些人感到吃惊：“杨善洲这样埋头苦干和无私奉献图个啥？”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就要像鲁迅说的那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输出的是血！”
杨善洲同志退休后义务植树20多年，带领林场职工使7万多亩荒山重披绿装，活立木蓄积量经济价值超过3亿元。他又一次兑现承诺，2008年11月，把大亮山林场的管理权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施甸县委决定奖励他10万元，他当场回绝。他说：“千万不要把这么一大笔财富归到我一个人头上，它从一开始就是国家的，我只是代表国家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好物归原主。” 2009年，市委、市政府奖励他20万元，他又把大部分作为捐资助学等捐献了出去。他说：“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职责，只要我活着，我就有义务和责任帮群众办实事……实在干不动了，只好把林场交还给国家，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还是要接着帮老百姓办，共产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杨善洲同志常说，从1988年退休以来，我获得全国、省、市表彰共计22次，我最喜欢还是‘优秀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淡泊名利两袖清风，一辈子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
杨善洲同志虽然是大亮山林场的主要创办人，但他从不从林场领取报酬。最初的几年里，林场只给他补贴70元伙食费，后来虽然调到了100元。林场场长自洪学曾跟杨善洲谈过很多次，自学洪说：“老书记，多的钱咱们林场拿不出来，一月补助你500元林场还是有的”，但杨善洲一句话就把自洪学顶了回去：“我上山来是种树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保山地区经济协作办公室得知杨善洲的情况后对他说：“老书记，你来做我们的顾问吧，一个月我们给你1000块钱”，杨善洲坚决不干，他说：“我现在是林场的顾问，没有时间给你们做顾问”。不仅不要钱，杨善洲还经常要给林场贴钱。林场在山下办了一个水果基地，招了一些临时工，碰上林场经济困难的时候，杨善洲就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用于发工资。
他的老伴坐过4次林场的吉普车，他为此向出纳交了370元的汽油钱。他说：“办林场后，领导考虑到我老了，出外办事不方便，就专门为我配了车。但车子是办公用的，不是接送家属子女的。虽然不在岗位了，但原则还是要坚持。还有我当领导有小车用，那些买不起车、买不起摩托车的人怎么办呢？想想这些，我觉得当个领导已经够“特殊”的了，还想多占点其他的便宜，就太不应该了”。
林场的树木在一天天的长大，有人认为杨善洲一定很富有。但让大家无法相信的是他无论下乡还是出差，都是自掏腰包，从来不拿林场的半分五厘，也不占公家的便宜，23年来从未在林场报过一张发票和单子，也没有报过一分出差费，和他一起出差，吃饭都是凑起钱吃。林场职工感慨地说：“人们都说叫花子还有三担，而我们的老书记连一担也没有。” 开始，有的人还认为，这老家伙就是想退休以后捞一把，几万亩森林成材后，他一年可以分红几万元。杨善洲说：“在林场捞油水的机会还是有的，办林场这么多年，引进资金300多万元，按当时规定，引进资金可以提成5％－10％，能得30万，买幢房子不成问题。但我没有要。来造林是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是我应尽的义务，我分文不取。我既不是林场场长，也不是支书，就是义务植树人。”
2008年11月11日，在大亮山林场施甸办事处会议室里，杨善洲把自己辛苦二十年创办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正式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移交林场时，他不沾林场一点好处，不带林场一根草，一个共产党员留下的是一笔可观的绿色存款，留下的是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留下的是精神财富。
在杨善洲同志担任地委书记期间，按政策，其母亲和妻子可以“农转非”，但他却把组织部门已为他妻子办好的“农转非”手续压了下来，他说：“在我们机关大院里，大多数科长、局长和地委委员的家属都是农民，我这个‘班长’的家属怎么能先转。”他的大女儿杨慧菊，为照料妹妹，在小学六年级退学，二女儿曾是代课老师，后来自己考上了公办教师，三女儿杨慧琴在姚关镇中学读初中时，鉴于杨善洲家里的实际情况，施甸县委组织部专门写了个报告向上面汇报，并建议将其送到杨善洲身边就读。杨善洲知道后，发了脾气说：“山区目前大部分农民还都困难，他们的子女都在附近就读，为什么地委书记的子女就要到条件较好的保山城来读？”他叫施甸县委回去告诉家里一定要把子女继续留在山区。他还反问家里：“假如我不是地委书记，不在这个位置上，你们遇到类似的困难又该怎样解决？”
1986年，保山地委下派到施甸姚关挂职的一位同志看到杨善洲80多岁的母亲生病，家里实在困难，便和民政部门商量，给他老家送去两百斤救济粮。杨善洲知道后，痛骂了下派干部一顿，并通知家里必须把拿到的救济粮退回去。他说：“大家都穷，为什么不把粮食分给更穷的家庭呢？”杨善洲向来公私分明，他要是私事回家，总是自己买长途客车票。1988年4月，杨善洲和三女儿杨慧琴一起从姚关老家返回保山，当时突遇大雨，他父女二人便到姚关乡政府躲雨。镇领导担心他们安全，从供销社调来了一辆车来送他们，他硬是不要。当时镇领导给县委办打电话，县委办为难了：专门派车，杨书记肯定不坐。最后决定，安排司机沿着大路迎着老书记父女俩走，碰面时不停车，开过几公里后再折返回来，借口对老书记说刚办完事，可顺便搭乘，结果这事还挨了老书记的骂。
每逢亲戚老乡找杨善洲办什么事情，他总是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在我这里没有‘后门’这回事”。多少年来，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但“前门”却是永远敞开着。地区农科所农艺师毕景亮的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在农村，家中比较困难。杨善洲知道后，在地委常委会上提出：“像毕景亮这样的科技干部，我们要主动关心，尽快解决他的困难。不光是他，也要注意解决其他的科技干部的后顾之忧。”抵制不正之风，杨善洲是那样的无私无畏；关心群众的疾苦，他又是那样的体贴入微。群众开玩笑说：“杨善洲同志‘后门’上的那把铁锁是没有钥匙的，但是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却揣了一大串。”
艰苦朴素苦干实干，始终如一继承发扬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
开始办林场那几年困难很大，杨善洲同志就和大家一起艰苦奋斗，尽量少花钱多办事。刚建起的林场到处需要钱，修路请技术员勘测就需要一笔不小的勘测费。1990年，他为节省这笔开支，他就去买来水准仪自己勘测，找了几个小工，自己测量自己干，硬是修通了一条26公里的弹石路，每公里路花费不到1万元。为了保证树苗茁壮成长，他像照顾孩子一样照看着种下去的树苗。有一次发生山火，大家好不容易把他从火场劝回。到凌晨3时，大家回到住地后，他却依然坐在值班室里值班。
林场没有钱盖房子，杨善洲同志就和职工花7000多元钱盖了油毛毡房40多格，他们一住就是8个年头，有三个职工住了9年半才搬出去。没有钱购买农具，他们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办公桌、板凳、床铺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晚上照明没电，每人买一盏马灯。直到1992年，大亮山林场才建成第一间砖瓦房。可杨善洲执意不住。他说：“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么？”硬是把新房让给新来的技术员。
大亮山林场挂牌后，杨善洲虽然不是场长，但他没有少操心。平时，他和林场职工一样，起早贪黑，上山挖塘种树，吃的是一个锅子里的饭，住的是一样的油毛毡窝棚。有的同志看不过去，说他年纪大了，给一点特殊照顾，给他开个小灶，他坚决不肯，执意要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大亮山上，杨善洲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床、一张学生用的书桌、两个小坐凳、一个火盆，火盆上架着锅针，锅针上是一把熏满火烟的烧水壶，旁边是用来煮药的两个小罗锅，四个小碗摆放在桌上，火塘边的墙疙嗒摆放着雨伞、蓑衣、马灯、手锤、砍刀、板锄、镐、钉耙、油纸帽，床头挂着水准仪、黄布帽、草帽、手套、袖套、围腰，床脚下一双黄胶鞋、一双翻皮皮鞋、一双拖鞋，墙壁上两张用旧的洗脸毛巾。
为了御寒，大亮山常年四季烧火塘。晚上，大家围在杨善洲住房的火塘边商量工作，第二天一早他就领着大伙上山种树。杨善洲乐在其中地说，“白天造林、晚上烤火，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嘛！”
杨善洲同志始终保持和发扬我党艰苦朴素、苦干实干的优良传统，端端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上世纪70年代，家里人给杨善洲捎信说，房子漏雨无法住了，赶快寄钱修补。杨善洲摸遍全身仅寄了30元钱回家。老伴后来问他：“你当地委书记这么多年，钱都那里去了？”杨善洲一脸茫然，他真还算不出自己的工资账来。后来，当过他的秘书的苏家祥回忆说：“老书记用钱很‘散’，到哪个村子看到谁家生活太困难，就掏出工资去买点粮食、被子接济，哪个生产队没有钱买种子，他也掏钱去帮着买。他把大家当成了自家，还真把自己的‘小家’给忘了！” 他老家之前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直到近两年，子女才做了一些简单修缮。
1995年，家里人借了5万多元在施甸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了一栋房子。老伴张玉珍找他商量：“能不能凑点钱帮儿女们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凑得9600元。然后对老伴说：“别以为我当过书记就有钱，党给我的那些权力我都最大限度地用回给群众去了，没有钱，那就卖了房子还账吧。”家人无奈，还真把房卖了还账。退休后，杨善洲仍住在老地委的一小套宿舍楼里，房屋老旧，设施简朴，当家人有所抱怨时，他总说：“这条件可比乡下的老百姓好多了！”他说：“领导干部要时常跟群众比，我有工资够生活，房子不漏雨就可以了！”
保山市的干部群众对杨善洲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把他当作优秀共产党员的“教科书”，认为他“为人忠诚老实，为官清正廉洁，退而不休乐于奉献”；“常思民生不懈怠，绿水青山立口碑”；“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善洲老书记突破了一辈子为人民做好事的大难关。”民间也流传着称赞杨善洲的顺口溜：“施点甸有个杨善洲，清正廉洁心不贪。盖了新房住不起，还说破窝能避寒”；“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住深山，呕心沥血办农场，创造资产超亿元，分文不取乐悠悠……”
